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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伯伦散文诗经典》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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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后 记

 

    我初译纪伯伦是在二十余年前了。那时,高校刚刚恢复招生,我在教师行列中是最年轻的,轮不到我上课,于是立下“雄心壮志”,向阿拉伯诗歌“进军”。虽然年龄不算小,但学识处于不知天高地厚阶段,而胆量却并不大,小心翼翼地从阿拉伯中学文学课本中选译了阿拉伯古代名家穆台奈比、艾哈塔勒和现代诗人纪伯伦的几首诗,不过纯属为教学而自修,绝无发表、出版意念。“进军”了一段时间,深感译诗太难,加上要出国做翻译,译程暂时中断。

    认真开译纪伯伦,是在1983年夏天。应一家出版社约稿,要求在三个月左右交稿,要我在一百天时间译出十万字的纪伯伦散文。我立即紧张起来,真是急煞我,又难煞我了。时值盛夏,我坐在斗室里的缝纫机旁,正是“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一面也自然只好怪自己语学程度的不够格”(鲁迅语)了。从那时开始至今,我每译纪伯伦时,总是自叹欠缺文采,力不从心。“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不论写作还是翻译,天机、奥秘不就在这千古绝唱里吗?巴金先生说自己的文学功底得益于早年背诵《古文观止》两百篇。但我理解杜工部这句话和读到巴老的教诲时,年岁已大,不免心中有“来不及”之感。我只在高中读过三年文学课本,只背过《岳阳楼记》、《醉翁亭记》、《捕蛇者说》等数几篇而已,相比之下是先天不足。

    我对翻译的热爱始自学外语的第一天。遗憾的是,我上了高中才开始学外语,自觉太晚了。有一缺必有一补。值得庆幸的是我上大学就读于当时全国惟一的“翻译系”,这是我一生惟一的一次自我选择。时光无情,转眼四十余载飞闪而过,至今还觉得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作为译者,自然把目光投向文学史上已有定论的名作和大家。纪伯伦是成就卓越的“旅美派”作家,被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赞誉道:“你是最早从东方吹来的风暴,横扫了西方,但它带给我们海岸的全是香花。”

    世人赞誉的“纪伯伦风格”是迻译纪伯伦的最难所在。我译纪伯伦,努力追求在文笔、语调、音韵节奏诸方面下工夫,多推敲,勤揣摩,传达原汁原味,迄今仍然是用铅笔打草稿,一步一步前进。译程的第一步是结结巴巴学舌,尤其译纪伯伦的诗,更是如此,仔细琢磨句中词语,把整句、整段,甚至整篇文章弄个大体明白之后,方才开始下笔。第二步则是按照母语习惯,调整译句中的词序、语序、句序,使行文、句式更切近母语表达。第三步是通顺、审视文句,然后稍加润色。虽已进入电脑时代,但我只用电脑写短文章,而翻译时仍用笔纸,似乎觉得手中的笔更有助于通畅思路,还可以加进手的力量。铅笔成稿后,由夫人快速输入电脑,最后我修改、校对、定稿。

    我总以为翻译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不可等闲为之,更不能随意删砍原文,让其适应自己的意图。既然是“译”,要以再现原貌为己任,非删不可的,要像傅雷先生那样写个《译者弁言》声明理由。我在翻译中,一心追求的是完整、准确地再现原文意思和韵味,既没有做到本源于西方的“信达雅”,也不讲究什么“技巧”,更没有进入钱钟书先生阐述的翻译极致——“化境”。有人说“翻译不是结结巴巴的学舌,而是美丽的再创造”,究竟这其中的“美丽”和“再创造”之“度”如何掌握,我不得而知。绘画上的“大写意”,我从不敢用在自己的译作实践中,自认为只顾“神似”,恐有负于原作者。但“小写意”却是我的追求。原文中的动词时态,尤其是阿拉伯文中的形容词叠用习惯,我认为在翻译时都不能信笔删除,而要求自己绞尽脑汁,在中文里寻觅对应的语汇,以使原作者的用意得到表达。译品是原作品的临摹品,但毕竟语言上距离甚大,要达到“形神兼备”,我实在自感无能,不过神与形越近似越好。为了一个词,我常常夜间译来日间思,间或偶得灵感,即使时值三更,也要立即起来把好词补进译稿里。

    我时时修改自己所译的纪伯伦诗文,每逢再版,只要时间允许,我总审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发现漏译或误译处,或者有新的理会,便毫不留情地进行修改,力争体现新的理解水平。如《雄心壮志紫罗兰》一文,原标题为《贪心的紫罗兰》,“贪心”一词得启发于去广州交易会在火车上玩“拱猪”,起收齐红桃之心的一家可称为起“野心”或“贪心”。虽不完全是贬义,但贬义成分较大。我也见译成《虚荣的紫罗兰》的。这里的“虚荣”二字就没有任何褒义了,当属误解。细看文中的紫罗兰,她不满意自己的低微地位,不愿意伏在地上生活,而想“像玫瑰那样,枝插蓝天,面朝太阳”,足见其雄心壮志。她最后虽被暴风“连根拔掉”,但颇“自鸣得意”,自感终于“当了一个小时的皇后”。临死之时,她的脸上绽出“胜利的微笑”——“上帝的微笑”。文章的主题在于鼓励人树雄心立大志,积极进取,并无“贪心”、“虚荣”之嫌。因此,我将之改为《雄心壮志紫罗兰》。像这样的修改,在诸篇正文中有许多处。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读者和自己。译作时,无意识地漏译或误译在所难免,都是可以原谅和补救的,但有意识地删、改原文,只能归入“编译”一类。自行创作,当然要遵循板桥老先生的“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原则;但这不适用于译作,尤其是已是“三秋树”、“二月花”的文学名著,就不劳译者再“删”,更不必再次“领异标新”了。如若不然,何必再去翻译人家的东西,自己写自己的作品不更痛快!

    翻译无定本。我很赞同这个看法。翻译是一门艺术,尤其诗的翻译,更是一门地地道道的艺术。艺术之路无尽头。翻译的水平总是随着个人艺术素养的提高而提高。我热爱翻译,决意活到老,学到老,译到老。一位年高八旬的老翻译家正在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尽管已有若干版本问世。这种献身事业的精神给了我极大激励,也将永远鼓舞我在翻译道路上奋进。我真想重译我译过的所有作品。

   

李唯中                 
200338日于晏如居

转自译林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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