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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乱中的黎巴嫩纪行(1996.09.24)


刘水明

    

    从开罗乘飞机到贝鲁特,只需一小时左右。

    登机前,我结识了做铝合金门窗生意的哈桑·巴兹。巴兹是一位德鲁兹人,家住贝鲁特以南的舒夫山区。德鲁兹人相信“轮回”,好人死后转世为婴儿,有人认为将到中国投胎,所以,他们对中国人很友善。初次见面,巴兹就盛邀我到他家做客。我问巴兹:“黎巴嫩现在情况怎样?”

    “感谢真主!一切都在好转。”巴兹说这句话时,嘴角流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

    我们乘坐的是黎巴嫩中东航空公司的航班,能载200多人的客机座无虚席。中东航空公司目前拥有14架客机。在1975年4月至1990年10月内战期间,贝鲁特国际机场经常被迫关闭,首先遭殃的就是这家公司。那年月航运时断时续,收益入不敷出,据说有的职员20多年未曾长过一次工资。现在公司的经营状况有了改观,并计划在黎中央银行的支持下,明年初新购4架“空中客车”,黎巴嫩一度是“战争、爆炸、暗杀和绑架”的代名词,连本国居民都唯恐逃之不及,如今却有那么多人满怀希冀纷至沓来。1991年获释的美国人质、曾被关押过7年的记者安德森在离开5年后重返贝鲁特,拍了一部电视片———《今日黎巴嫩》,也反映出这个国家的变化。

    贝鲁特位于黎巴嫩海岸线中部突出的海岬上,面向烟波浩淼的地中海,背倚连绵起伏的黎巴嫩山。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贝鲁特的城墙长不过750米,宽370米。19世纪前期城墙被拆除,城区随之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沿山麓向东、西两侧发展,初具现代城市规模,如今人口约有150万。我们透过机窗俯瞰,只见万顷碧水环抱着青山,自北而南逶迤伸展,是那样的端庄、和谐;山中绿树簇拥着白楼,层层叠叠纵横交错,是那样的宁静、安详。阳光倾泻在数不清的桔红色屋顶上,折射出梦幻般的情调……在环地中海沿岸这圈链条上,贝鲁特不愧为一颗玲珑剔透的乳白色明珠,它怎能经得起十多年无情战火的蹂躏和摧残?

    贝鲁特机场是中东著名的航空枢纽之一,目前每天仍有21家各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在此起降。那天,与我们几乎同时抵达的还有来自沙特和科威特的航班,几百人一下子涌进入境大厅,边检人员急忙打开所有通道,但乘客仍需排长队。入境大厅低矮狭窄,人声嘈杂,室内温度同室外温度相差无几,燥热难耐。航空港是一个国家的窗口,通过它,我们可以窥见贝鲁特乃至整个黎巴嫩的社会、经济概貌之一斑。

    贝鲁特有过许多值得夸耀的桂冠。如“东方小巴黎”、“东方瑞士”、“地中海新娘”、中近东贸易、金融、交通、情报和文化旅游中心等等。可内战的枪弹已将那一顶顶桂冠击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就拿眼前的贝鲁特来说,虽然内战已经停息了6年,但战争的痕迹依然随处可见。离机场不远的夏蒂拉广场,中心转盘周围的建筑仍是废墟连片,临街的墙壁恰似熏黑了的蜂窝。一些屋顶和阳台上杂草丛生,裸露生锈的钢筋吊着摇摇欲坠的水泥预制板,就像一团团随风飘荡的烂棉絮。从南郊沿拉姆勒大街、沙贝尔·扈利大街北行,直到贝鲁特港南侧,形成一条长约6公里、宽约200米的“无人区”,这是内战时贝鲁特东西两区的“分界线”,人称“死亡线”。那一带的战争破坏最严重,交界线上的市中心商业区早已荡然无存,临海的数座高层饭店也遍体鳞伤,至今尚未修复。

    新生的贝鲁特还没有完全从内战的浩劫中喘过气来。这大概是许多初来乍到者得出的第一印象。  在今天的黎巴嫩,有人忌讳或不愿意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基督教徒,还是穆斯林?”在有着特殊国情的黎巴嫩,人们喜欢一个更笼统的称谓:“我是黎巴嫩人!”

    在阿拉伯世界中,黎巴嫩是唯一由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除了以色列的多次入侵和某些外部势力的干涉外,黎巴嫩战乱的内因,主要是历史上形成的众多教派,而且派中有党,党中有派,关系异常复杂。有人说,“三个爱尔兰人会组成两个政党,而三个黎巴嫩人就会组成三个政党并拥有自己的武装”。此话似有一定道理。战乱时,黎有100多个政党,拥有武装的组织30余个。即使政府军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教派势力,军队总司令无法对他们实施统一指挥。那时,贝鲁特人终日沉浸在悲痛之中,不是东区基督徒哀悼被暗杀的亲人,就是西部穆斯林含泪掩埋死于非命的兄弟。随着“塔伊夫协议”和“大贝鲁特安全计划”的执行,黎巴嫩人终于走出黑暗山谷。

    黎各教派都有其传统的居住区,但穆斯林和基督徒杂住在一起的现象也很普遍。贝鲁特东区有伊斯兰风格的清真寺,西区则有欧洲风格的教堂。黎经济部长贾比尔告诉我们,在南方,基督徒约占人口总数的1/3。黎巴嫩的基督徒和穆斯林都讲阿拉伯语,除信仰不同外,生活习惯非常相近,异教通婚者大有人在。我在贝鲁特海滨一家咖啡馆巧遇一位远嫁黎巴嫩人的山西女子,她的公公是穆斯林,婆婆是基督徒。她说,战乱对他们的夫妻感情没影响,他们过得很不错。

    我们赴黎采访,正赶上4年一度的议会选举。这是战后的第二次选举,于8月18日开始,每星期天依次在北部、山区、贝鲁特、南部和贝卡5省进行。选举规则比较复杂,教派和候选人之间的角逐也很激烈,但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我们走在贝鲁特街头,只见到处都是候选人的画像和宣传标语,连树干和电线杆上也挤挤挨挨地挂着那些竞选宣传品,给人以“蚂蚁上树”的感觉。在那些形形色色的竞选口号中,最多的要数有关“和解和重建”的内容。如首次竞选议员的哈里里总理提出的口号是:“让我们一起建设未来!”在马尔阿什街一家名叫“吉布西二号”的小书店,店老板卡尔基特向我阐述了他对议会选举的看法,这位亚美尼亚天主教徒用很“书面化”的语言说:“我对选举这类政治游戏不感兴趣,但这种没有硝烟的争夺战总比真枪实弹的战乱强百倍。我们黎巴嫩人,不管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渴望和平与安宁。但愿今后在黎巴嫩的政治生活中,永远用候选人的头像代替以前那些所谓的‘烈士遗像’,用竞选标语取代火药味十足的‘复仇口号’。”

    卡尔基特的观点在黎巴嫩很有代表性。除首都贝鲁特外,我们还走访了黎北部山区、沿海平原、贝卡谷和南部村镇,见到了议长、总理,也接触了不少普通人士,他们都很珍惜和重视民族和解。在黎北部贝什里深山峡谷中的迪曼教堂,我们见到了正在那里消夏避暑的马龙派大主教萨费尔。这位须发皆白、现年72岁的大主教说:“战乱的教训是深刻的。法律明文规定,黎巴嫩公民信仰自由,各教派一律平等。我们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和平共处。”萨费尔大主教认为,黎不会再次发生战乱了,但他又说,鉴于目前形势,还不会有大批马龙派教徒返回家园。

    黎巴嫩现在旅居国外的侨民1100万,相当于黎本国人口的三倍,他们中一部分人是为了躲避战乱弃家出走的。但不管走到哪里,也不管在外飘零了多少年,许多人仍坚持保留了黎巴嫩国籍和“黎巴嫩人”这一特殊身份。据贝鲁特工贸协会主席卡萨尔介绍,黎侨民每月仅从澳大利亚寄回的外汇就有200万美元。黎巴嫩的经济之所以能在战乱持续的情况下避免完全崩溃,境外黎巴嫩人的贡献功不可没。今后重建,同样离不开他们的作用。 (本报开罗电)

    《人民日报》    〔1996100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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