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卡蓝达花盛开的地方
林子清
春天的黎巴嫩,到处盛开着淡紫色的洁卡蓝达花,一树又一树,象一层淡紫色的雾霭,笼罩在这片狭小的土地上。枕着地中海蔚蓝的波涛,这块土地象一块碧绿的翡翠,镶嵌在中东版图那一大片铺展得浩浩荡荡的沙漠的边缘,就象一件黄色的袍子,只在领口滚了一道鲜绿的花边,格外显眼。
来到黎巴嫩,先要给自己温习一下历史。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最重要的文明,都曾到达黎巴嫩,从腓尼基人、埃及人,到希腊人,从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到奥托曼土耳其帝国,从十字军到阿拉伯人,都曾在这里留下过足迹。
历史遗迹
黎巴嫩境内有几处非常重要的历史遗迹,不得不先向读者简要介绍一下。
首屈一指的是巴尔贝克遗址(Baalbek)。巴尔贝克之于黎巴嫩,相当于长城之于中国。巴尔贝克位于黎巴嫩东部,坐落在富饶的贝卡山谷(Bekka Valley)中。它的名字来源于古腓尼基人崇拜的巴尔神,古希腊人将它称为“太阳城”,古罗马人又将它变为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祭拜朱庇特神的场所。巴尔贝克的遗址,是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古罗马遗址之一,这里的朱庇特神殿,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古罗马神殿遗址。
巴尔贝克的神殿群,始建于公元60年,最大的朱庇特神殿,如今只残存了六根高达22米的石柱,它们曾经支撑着神殿侧面的墙壁。这六根高大的石柱,一进入巴尔贝克城便能望见,历经两千年的风雨,仍然屹立不倒。在它们脚下,堆着无数大大小小的石块,是朱庇特神殿坍塌下来的立柱、屋顶、墙壁。朱庇特神殿旁边较小一些的巴楚斯(Bacchus,酒神)神殿,保存得则非常完好,墙壁上雕刻的葡萄藤、舞蹈艺人,屋檐上雕刻的狮子头,都清楚得象是新刻的。离这两座神殿稍远,还有一座祭祀维纳斯的神殿,是古罗马神殿建筑中罕见的椭圆型,但如今除了一片碎石和地基外,只有一面墙壁尚存。
来巴尔贝克参观的人,一般都会顺路去趟安贾尔(Aanjar)。安贾尔是奥马亚德人建于十七世纪下半叶,在当时地位很重要的一座商业城市,这座城市曾经非常繁华,考古学家们发掘出了市内一条中心街道两旁的600多家店铺,以及附近的宫殿、浴场、清真寺、民居等等。这片红褐色的古迹,在背后雪山的映衬下,分外美丽。
在安贾尔遗址区内有一片小土丘,是那时考古学家们进行了一半的挖掘工作,战争爆发后,考古工作被迫中断,挖了一半的土坑渐渐被风沙填平,挖出的沙土堆在这里变成了这个小土丘。人们知道这下面仍有尚未被挖掘出来的古迹,但是,战争结束后,重建家园是黎巴嫩的首要任务,未完成的考古工作,只能再耐心等待一阵了。
从贝鲁特乘车向北半个多小时便能到达比博罗斯(Byblos)。这一带人口密度极大,城市之间没有所谓“郊区”,完全连成一片。与海岸线平行的黎巴嫩山脉,在这一段紧贴着海滨,离海水不到五十米,高峻的山峰便拔地而起,房屋从海边一直盖到山顶,青翠的山峰上、茂密的林木间,掩映着一幢幢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这种景色实在是少见。
比博罗斯是世界上人类连续居住的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七千年前便有人定居在此。当然,黎巴嫩人谈起比博罗斯时,就把“之一”这个词去掉了。当被问及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和哈勒普也都自称是七千年来一直持续有人居住的“世界之最”时,黎巴嫩人便会自豪地告诉你:“大马士革和哈勒普都那么说,但是他们没有证据,我们的比博罗斯是有证据的,历史上每一个时期的文物我们都有,而他们却拿不出来,不能证明是‘持续居住’。我们很宽容啊,不跟他们争,让他们去自称好了,我们自己心里明白,真正的第一,是我们的比博罗斯!”
比博罗斯古称杰巴尔(Jbail),早在五千年前,已经是本地区最重要的商业港口,黎巴嫩的香柏木从这里出发运到埃及,埃及的纸莎草纸、雪花石、亚麻和黄金则从这里运进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等地。古腓尼基人以比博罗斯为文化中心,创建了古腓尼基文字,奠定了今天的拉丁字母的基础。由于埃及的纸莎草纸大都是通过这里运往世界各地,古希腊人便将此地命名为“纸莎草纸”(bublos)。今天英语里“圣经”(Bible)一词,也是由这个词源发展来的。
在比博罗斯的由十字军建于十二世纪的城堡下面,人们竟挖掘出了分属17个不同文明时期的遗迹!包括七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民居、五千年前的女神巴勒特神庙、四千年前的方尖碑、三千年前的墓穴、两千年前的古罗马圆形剧场,等等。一个文明湮没了,另一个文明又在它的上面兴起,历史就这样层层重叠、垂直上升。再过两千年,人们是否会挖掘出今天的比博罗斯这个小渔村?
从贝鲁特往南,有两个重要的历史名城,一个是塞达,另一个是泰尔。
塞达(Saida)又称塞顿(Sidon),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有六千年历史,它目前是仅次于贝鲁特和的黎波里的黎巴嫩第三大城市。历史上塞达曾多次被入侵,波斯人、亚述人、亚历山大大帝、罗马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十字军、玛姆鲁克王朝等,都先后入侵过塞达。争夺地盘不可避免的战争,使塞达这座城市两次遭到彻底的毁灭,公元六世纪的一次大地震,又严重地打击了它,因此,这里残存的历史古迹并不多。
塞达保存最完好的古迹,一个是建于十七世纪的一座伊斯兰风格的客栈(Khan al-Franj),另一个是十字军建于十三世纪初的海上城堡。城堡建在一座小岛上,有座石桥与陆地相连。城堡本身不算高大,但是它立在蓝天碧海、棕榈白浪之间,异常美丽,与中东地区大多数的建在沙漠中或荒山上的十字军城堡相比,风光截然不同,非常独特。
泰尔(Tyre)又称苏尔(Sour),由腓尼基人建成于公元前三千年,历史上也是一处重要的商港,与西西里和北非的贸易频繁,它曾以从贝壳中提取出的紫色染料而闻名于世,不幸这种提取方法已经失传。
泰尔有两处主要的古罗马遗迹,一处是座古城市的遗址,宽阔的、巨石砌成的马路长达1.6公里、高大的纪念碑、拱门、墙壁、大理石石柱、引水渠、墓葬群中雕刻精美的石棺,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这里还有一座古跑马场,古时能容纳两万多观众,是古罗马时代最大的跑马场之一。
另一处遗迹在海边,空旷的土地上,空旷的天海之间,兀地立着几十根高耸入云的石柱,象一片小树林。第一眼望过去,那壮观的美景,令人呼吸都要停止几秒钟。这里还有古罗马浴场和一座罕见的长方形的角斗场的遗迹,地面上依稀还残存着不少嵌花石板画,这些石板画都没有用围栏圈起来,但游客都很自觉,小心地迈步,以避免踩到石板上。
塞达和泰尔这一带的海水,是绿色的,绿如翡翠,根据远近角度、水草多寡的不同,呈碧绿、翠绿或墨绿色。通常人们都用“蔚蓝色”来形容海水,这么绿的海水,真是少见。直到地平线的尽头,才能看出有一些蓝色来。我拍了好多照片,可惜效果不佳,无法向别人证实那水有多么绿,请读者一定要亲自前去验证哟!
纪伯伦和香柏树
“我怎能毫无愁绪、平静地告别?不,我无法离开这座城市而不负任何精神创伤。
在这城垣中,我度过了多少漫长的痛苦日子,又经历了多少漫长的孤寂夜晚;谁能够毫无眷恋地离开他的痛苦和孤寂?
我曾将那么多心灵碎片撒落于这大街小巷,我曾有那么多希望之子赤裸地穿行于这丘陵山岗,我不能没有负荷、没有痛苦地弃之而去。
今天,我不是脱去一件罩衣,而是用自己的手撕裂一层肌肤。
我留在身后的不是一种思绪。而是一颗因饥渴而甜蜜的心。
但我却无法再滞留。
那召唤一切的大海在召唤我,我必须登舟了。
因为尽管时光在夜晚燃烧,但留下却意味着冻结,被禁锢于铸模。
多么希望将这里的一切带到身边,但我怎么能够?”
——摘自纪伯伦 《先知》
1895年,当纪伯伦离开生养他的这片青山秀水,随母亲远渡重洋赴美国波士顿时,他年仅12岁。三年后,纪伯伦回到祖国,又过了三年,纪伯伦便因思想激进、被认为叛逆而被当时管辖着黎巴嫩的奥托曼土耳其帝国驱逐出境。那年他18岁,此后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终生眷恋的祖国。在作品《朦胧中的祖国》中,他讴歌毕生苦恋的祖国:“您在我的灵魂中,是火,是光;您在我的胸膛里,是我悸动的心脏。”直到1931年纪伯伦病逝后,他的遗体按照他的遗愿被运回贝什里(Becharreh),安葬在山间的一座修道院中,他才终于得以回到祖国,永远俯瞰着故乡的山山水水。
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纪伯伦,是黎巴嫩人、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最引以为骄傲的伟大人物。他对生命、自然、纯洁、美与爱的歌颂,感染过全世界多少的读者;他对社会、时间、死亡、友谊等人生各方面的透视和分析,又点燃过全世界多少人的心灵火花。
纪伯伦的故乡贝什里,位于黎巴嫩北部的山区。从贝鲁特开车到贝什里,一路上群山奇兀,层峦叠嶂,越靠近贝什里,风光越是秀美。在山谷的雾霭中,沉睡着一座座宁静的小村庄,在嶙峋的山崖中,隐藏着一座座古老的修道院,在翠绿的山涧中,倾泻着一道道银链似的瀑布,山峦一道高过一道,远处的山峰上,许多还残存着皑皑积雪。层林对面的山腰上,若隐若现地露出又一座童话般的小村庄,大部分的房屋都是红色的屋顶、雪白的墙壁,几座教堂高高耸起,洁白的十字架伸得如雪山一样高,山谷中一片寂静,只有瀑布的淙淙声和鸟鸣声,偶见袅袅炊烟随着山风飘散。这里,便是贝什里。啊,如此的人间仙境,如此的风水宝地,怎会不给人以灵感?怎会不哺育出纪伯伦这样的伟人?
纪伯伦博物馆,建造在安葬他的那座修道院上方,每年来到贝什里参观纪伯伦博物馆的游客不计其数。这里收藏着大量的纪伯伦的绘画作品,展厅按照纪伯伦生平的时间顺序布置,还陈列着一些纪伯伦生前的日用品和他个人的艺术收藏品。
纪伯伦的画作中,许多都表现着人生的痛苦与挣扎,似乎听得见他心灵的呐喊,还有不少反映出他对早逝的母亲的眷恋与怀念,另外的一些,比如女人的脸庞与躯体却拥有男人的性器官的画像,则使很多学者认为暗示着纪伯伦的同性恋倾向,纪伯伦终生未娶,也成为这一推测的论据之一。对于纪伯伦的性取向,黎巴嫩人是讳莫如深的,毕竟这是一个伊斯兰教占大多数的国家。
博物馆的一间展厅中,在橱窗里摆放着被译成四十多种文字的纪伯伦巨作《先知》,那里当然有中文版的。我开玩笑地问导游亨利:“这本中文的能卖给我吗?”他竟很认真地跑出去找博物馆管理人员询问,而管理员竟也很认真地走过来向我表示歉意:“我们只有这一本,没法卖给你,真对不起!我们有英文版的,可以出售。”博物馆的展品,我当然知道是不能卖的,我这句玩笑话竟被热情善良的黎巴嫩人当真了,倒让我不好意思起来,我赶紧笑笑对管理员说:“没关系,以后我到中国去买好多本给你们送过来,好吗?”然后我欣然买了一本英文版的《先知》。
从贝什里再向山上行6公里,便是那片著名的香柏树林(The Cedars)。这里海拔两千多米,要知道,海岸线离此的直线距离也只有40多公里,山峰的高峻程度,是可以想象的。
香柏树,是黎巴嫩的象征,是黎巴嫩的代名词,黎巴嫩的国旗中央,便是香柏树的图案。对于黎巴嫩人,香柏树象征着繁荣、坚强和美丽。黎巴嫩的香柏树自古闻名,《圣经》中就曾经多次提到过黎巴嫩的香柏树。古代近东一带的文献中,提及某处的繁华或某建筑物的高大,常见如此的比喻:“就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枝条荣美,影密如林,极其高大,树枝插入云中......”
古代的腓尼基人、巴比伦人、埃及人、亚述人、希伯莱人等,都将香柏木视为神圣的木材,今天的阿拉伯语中,黎巴嫩这片香柏树林仍被称作“神的香柏树”。早在三千多年前,黎巴嫩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商贸集散地,也是整个地中海及西亚地区最重要的木材输出地。这一地区的许多神庙、宫殿都采用黎巴嫩的香柏木材,其中包括三千年前建造的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神殿。
长期的大量开采,使当初曾覆盖整个黎巴嫩的香柏树,如今只剩下了雪山上这小小的一片,成为历史遗迹被重点保护起来,游客只可远观不可近看。这一带的香柏树树龄平均在一千五百年,其中最古老的一棵据称已活了两千年了。这棵树的旁边,专门辟了一条路供人参观,它的四周围着铁栅栏。粗壮的身躯、遒劲苍老的枝干,高高地伸向蓝天,轻抚着白云,傲然俯视着它脚下的人们。
这样坚实的土地,养育了这样顽强的树木,这样顽强的树木,激励着这片土地上如此坚强的人民。它是令人骄傲的历史,它是充满希望的未来。黎巴嫩人坚韧不拔的民族意志,便是“神的香柏树”赐予他们的啊!
这片一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居住着不到四百万黎巴嫩人,然而生活在世界五洲四洋的黎巴嫩人,竟达一千二百万之多,他们象祖先遗留下来的香柏树一样,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世代繁衍,生生不息,而身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黎巴嫩人永远不会忘记祖国的香柏树。
保护遗产
杰伊塔溶洞(Jeitta Grotto),是黎巴嫩的一大自然遗产,也是中东地区唯一的喀斯特地貌。我刚听说黎巴嫩竟有个很大的地下溶洞,颇为惊讶。黎巴嫩人在说起旅游者一定要看的景点时,首先提到的是巴尔贝克,其次便是杰伊塔溶洞,都赞不绝口地说那里好美好美,看来是他们很引以为荣的地方。
杰伊塔溶洞是十九世纪被发现的,到1958年才对公众开放。溶洞分上下两层,对外开放的仅仅是溶洞的一小部分。上层从入口走到尽头大约十来分钟,再沿原路回来;而下层是要乘船进去,仅仅两、三分钟就回头了。
中国南方的溶洞,不知看过了多少个,每一个都要比杰伊塔溶洞大得多,从景观上来说,并没有让我震撼的感觉。但是,令我很受触动的,是黎巴嫩人对自然遗产的保护意识。首先,溶洞内禁止拍照、严禁触摸。成千上万的游客用手去摸那些美丽的石钟乳和石笋,当然会使它们受到损坏,拍照片的强烈闪光,也对它们有不良影响。其次,溶洞每星期要关闭一天进行小规模清理,每年要关闭一个月(一般在二月份)进行大规模清理,据说人呼出的二氧化碳成年累月也会破坏石钟乳和石笋的表面。而中国那么多美丽的溶洞,拍照、触摸都悉听尊便,也从没有听说过有如此规律性的清理工作。
杰伊塔溶洞中,经常会举行音乐会,乐队坐在船上演出,观众坐在船上聆听,在奇妙的溶洞中,轻舟荡漾,仙乐飘飘,十分浪漫。这也很别出心裁,使一个空荡荡的溶洞,又多了一分利用价值。
另外值得一提的,便是文化差异。在中国的溶洞中,隔不多远便是一个“景点”,旁边立块牌子,起个名字,什么“猴子捞月”、“仙女望夫”呀,什么“火焰山”、“玉柱擎天”呀,等等,等等,限制个人的想象力,要求大家都按照同一个框架来思维,我们拥有的思维自由,顶多是“象”或者“不象”。然而在这里的溶洞中,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被命名,解说员不会指着任何一个地方告诉你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完全任人驰骋自己的想象力,你可以说它是教堂,也可以说它是比萨斜塔,你愿意说它是巧克力冰淇淋也行,你想说它是变形金刚也不会有人反对。东西方思维习惯的不同,不仅仅体现在教育体制中,连这样一个小小的旅游景点,竟也反映出如此的文化差异,颇耐人寻味。
贝鲁特的国家博物馆,尽管面积不是很大,但展品非常丰富,从八百万年前的古代鱼类化石,到旧石器时代的工具,从五千年前的石棺,到四千年前的珠宝首饰,从三千年前的金箔面具,到公元前七世纪的精美陶器... ... 向人们展示着在东方的中华文明诞生之前,曾经很辉煌、很发达过的一段又一段文明。
在一个展窗前,我俯着身子想仔细看看里面的一件展品,我的手不自觉地按在了橱窗的玻璃上。讲解员立刻停下了解说,对我说:“对不起,请不要把手放在玻璃上,那是禁止的。”这里的博物馆,不仅不允许拍照(欧洲的绝大多数博物馆是可以拍照的),而且连触摸橱窗玻璃这样的“小动作”都这样小心,他们的文物保护意识,确实给人以深刻印象。
最令人惊叹的,是博物馆在长达十六年的战乱中,如何保护了那里的文物。在战争期间,博物馆的藏品都被封在坚固的箱子里,埋在博物馆地下;大件的文物比如石棺、雕像、大型石板镶嵌画等,人们则用水泥整个将文物砌在里面,存放在地下室,以免遭受炮火袭击,实在是聪明!如此颇费心机的保护措施,使博物馆绝大多数的藏品都躲过了浩劫。战争结束后,人们撬开水泥板、挖出地下的箱子,使这些文物得以重见天日。
想起中国文物的命运,让人惨不忍提。不想那么远的,就说近的吧,刚刚被美国入侵的伊拉克,国家博物馆遭到了何等的洗劫啊!不过,我们也不能太责怪伊拉克人,那里的人民长期食不裹腹衣不附体,战争又是那么措手不及,文物保护成为次要的事情,也是难怪。
看看黎巴嫩人对文化、自然遗产的保护工作,再想想中国,我们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文物古迹、自然遗产的数量比起黎巴嫩这个小国来,简直是大象和蚂蚁的区别,即使曾被西方人掠夺过,余下的东西也足够让世人咂舌。我们没有战争,我们丰衣足食,然而我们对这些遗产、文物的保护,是怎样的状况呢?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又是怎样一个境界呢?是不是,物以稀为贵,中国的古迹和名胜太多了,便不值得珍惜了?这可以算做一个借口吗?
肥皂和粉红袍子
前一天晚上在酒吧喝酒聊天,吧台服务员抱着极大的兴趣和惊喜,耐心地纠正我的阿拉伯语,热火朝天地聊到半夜一点多。这天早上又起了个大早赶赴黎巴嫩第二大城市的黎波里(Tripoli,利比亚的首都和这座城市同名,请大家不要混淆),坐在公共汽车上我就睡着了。
从贝鲁特到的黎波里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车票只要一个美金多一点,便宜得让人心酸。
到了的黎波里,邻座的先生拿一个指头轻轻点了我一下,我睁开眼睛,他那褐色的脸庞似乎为了刚才碰了我一下而满是窘色,他指指窗外:“Trablous, Trablous!”(的黎波里的阿拉伯文名字。)我赶紧坐直了,道了谢。
今天是星期天,城里唯一一个能拿到城市地图的地方——旅游者服务中心——不开门。我只好拿着手里那本导游手册,利用上面简化的小地图,开始盲人摸象。好在城市不大,很快我就找到了有八百年历史的的黎波里大苏克(集市)。
的黎波里制造肥皂的技术,可以上溯到一千多年以前,如今这里的“肥皂市场”(Khan As-Saboun),是个一直经营了至少八百年的肥皂作坊。
“肥皂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四方院落,周围是两层高的楼房,上层有一圈回廊,中央的院子里栽种着花草。旅游业不景气的气息,到处嗅得到。院子里静悄悄的,炽热的阳光下,一个胖墩墩的小伙子坐在正对大门的院子里,一边忙着手中的活,一边不时擦着汗。我在怀疑这里今天是不是没有开门,犹豫地停在了门口。
抬头看见我,小伙子几乎是喜出望外。他从凳子上跳起来,对我招着手:“进来进来,来看我们的肥皂呀!”我走进去,小伙子先是带我来到院里一间很大的房间,算是个陈列室,这里满满地堆着名目繁多的肥皂,他兴致勃勃地挨个向我介绍起来。我从来没见过如此丰富的肥皂种类:玫瑰、琥珀、香柏、洋甘菊、柠檬、薄荷、月桂、杏仁、麝香、蜂蜜、茉莉、绿茶、茴香、芦荟,等等,应有尽有,还有许多多种原料混合的,好象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做肥皂。肥皂竟还有如此多的不同功能:除了常见的美容功效如去粉刺、漂白、使肌肤细嫩等,还有清除汗臭、收紧胸部、放松精神、消除疲劳、防止脱发、激发情欲等各种类别,让我大开眼界。
小伙子接着带我到楼上,给我展示一间间储存各种肥皂的小仓库,他告诉我,他们这里做的肥皂还向许多国家出口。站在楼上的回廊里,他又当起了兼职导游,指给我看远处的圣吉尔城堡,带我看隔壁的古浴室那嵌着色彩斑斓的玻璃的圆屋顶,并告诉我在的黎波里应该去看的地方。然后小伙子又让我教他说中文“肥皂”一词,他说他已经会用好多种语言说“肥皂”这个词。
如果不是怕行李太重,我真想每一种肥皂都买上一块带回去。看我难以取舍的样子,他告诉我:“你一下子带不走那么多没关系,我们有网页,你可以在网上邮购,我们给你寄到法国去。”我高兴地记下了他们的网址。最后,我选的一堆肥皂,他又一块块地重复了一遍它们的名字和作用:“这个早上用,这个晚上用,这个不要用来洗脸,这个,一定要和你男朋友一起用,这个,哈哈,你买了它会后悔的!”我不解地问:“为什么?”他大笑:“因为你用了以后还想用,会离不开它呀!”
拎着一大袋肥皂出来,小伙子又热情地邀请我离开的黎波里之前如果有时间,到他们那里去喝杯咖啡。
的黎波里集市地带的小巷,象迷宫一样,数千家商铺毫无间隙地排开,金银、服装、日用品、蔬菜、香料,卖什么的都有,在这片迷宫中,能找到的黎波里的全部生活。两旁房屋的屋檐都长长地伸出来,基本上给整个巷道盖上了顶棚,阳光从中间窄窄的一条缝隙透过来,照着空气中翻飞的浮尘,象一层纱帘。走不多远我就晕头转向了,跟在指路人后面,我才找到了的黎波里著名的大清真寺。
清真寺的扬声器中,高唱着阿訇念经的声音,门口,却没个人影。门边的一块牌子上,用阿、法、英三种文字写着:进入清真寺的女性参观者,必须在此披上专用的袍子。可是“在此”的那个小窗口却是紧紧关着的。
我在院门口徘徊了一阵,没人理我,于是我跨进了院子里,忽然,一个坐在阴凉的台阶上的老头冲我嚷嚷起来,并使劲挥着手,示意我出去。我赶紧退了出来,这时,不知从哪里钻出一个男人,向我跑过来,从他手里拎着的一个黑包中嗖的拽出一件粉红色的东西,不由分说地向我头上哗啦罩下去,我的整个脑袋直到鞋子,统统都被罩在了里面,原来,这竟是一件大袍子!我掀起脑袋上那一块,漏出脸来,袍子长长地拖在地上。那人带我又进了大门,我罩在粉红大袍里,踉踉跄跄、踢哩秃噜地跟在他后面,真不知道当时自己是怎样一副滑稽的样子,感觉自己一定象个在万圣节装扮成魔鬼吓唬人的家伙。我在纳闷这参观者“专用”的袍子,怎么会是这种怪异的颜色呢?
还没来得及看清四周,那人已经带着我从一个侧门走出了清真寺,来到大街上。“怎么,已经出来了?里面我还没看呢!”
“啊呀,”那人无奈地说,“里面正在做祈祷,不让你进去的,我只带你进了院子,刚才门口那个老头就已经很不高兴啦!”
我赶紧脱下那件粉红色的“戏装”还给他,又很不甘心地绕着大清真寺转了一圈,才离开。
稀有动物
中东地区人民的热情好客,是众所周知的,每次我到中东国家旅行,那宾至如归的感觉,总让我乐不思蜀,一件件小事,回忆起来都让我倍感亲切和温暖。
黎巴嫩由于多年的战乱,旅游业几乎为零。和平降临之后,旅游业刚刚复苏了没多久,又由于中东地区长期的紧张局势,使那里令旅游者望而生畏。目前,来黎巴嫩的国外旅游者,绝大多数来自海湾国家,其次是其他阿拉伯国家及欧洲。海湾国家的人们夏天来此避暑,其他国家的人们多是冬天来此滑雪,黎巴嫩有六个质量很高的滑雪场。至于来自远东的旅游者,除了凤毛麟角有些日本人以外,其他东亚游客则在这里属于“稀有动物”。 伊拉克战争刚刚结束,来旅游的人少之又少,象我这样的单身东亚女人,毫无疑问地“鹤立鸡群”了。
“你从哪里来?”,是所有的人和我交谈的第一句话。“你喜欢黎巴嫩吗?”则是大多数人的第二个问题。作为友好交谈的开端,对这些问题我从来不会不耐烦,每当我说“我很喜欢黎巴嫩”的时候,人们脸上那幸福真诚的笑容,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许多黎巴嫩人都爱对外国游客说:“欢迎来到你的第二个祖国!”多么博大的包容的胸怀啊!
由于近来在国内流行的“非典”,在得知我是中国人后,许多人都会关切地问我目前的状况是否有所好转,并说一声“愿真主保佑你们中国人渡过难关!”
在黎巴嫩,当外国人在街上问路的时候,人们不会仅仅是告诉你方向,而是亲自带着你走,把你送到目的地为止,至少也要把你领到最后一个拐弯处,确定你已经清楚地看见了要找的大门,才会离开。
在的黎波里,我向一家咖啡馆的店主询问去贝鲁特的长途汽车站,他便派了一个伙计,陪我走了将近十分钟,到了车站还不算,直到亲自把我送上去贝鲁特的那班车,才向我告别。在贝鲁特大学的校园中,我向一群正在谈笑风声的女学生打听校博物馆,其中一个女孩便欣然陪着我走起来,其实博物馆就在二十米开外,她也一直陪着我,送我直到博物馆里面,并向博物馆管理人员嘱咐了一声我是来参观的,然后才算完成任务。
我常常觉得不好意思,耽误人家时间,不过在这里,生活节奏并不快,人们好象总有许多的空闲时间,陪一个外国人走走路、说说话,对他们恐怕也是一种消遣哩。
旅游景点的小商贩,不会象在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那样,对游客穷追不舍死缠烂打,做生意的愿望当然强烈,但当你摇了头说了不,他们便会礼貌地走开。在商店里瞎逛,店主会热情地问你是否需要帮助,但决不会过分坚持地推销自己的商品,不会有“逼人太甚”的感觉,你什么都不买他们也会微笑着说再见,没有一丝不悦。
记得一次在一家夫妻两人经营的眼镜店里试了几副太阳镜,都不太合适,店主过来帮忙,左试一副右试一副,他倒是比我更积极地说“这个不好”、“这个不适合你的脸型”、“这个太大了”。有一副眼镜还不错,但镜腿稍长了些,架在耳朵后面不太舒服,店主的妻子对他说:“我们能不能试试把镜腿窝一下?”他说:“不行啊,我把后面窝了,前面就会翘起来,她的鼻梁就架不着了。”我在心里想,这些人怎么这么实在啊!“无商不奸”的原理,在这里好象并不成立。最后我恨不得把他店里一半的货都试了一遍,还是没找到合适的。他们不仅没有不耐烦,店主还笑呵呵地说:“你们东方人脸盘小,我这里的眼镜都是按照欧洲人的脸型做的,你戴上就嫌大了。你恐怕得去做整形手术把鼻子垫高脑袋变大才能买我这儿的眼镜,哈哈哈!”
店主的妻子是俄罗斯人,住这儿七、八年了。得知我是一个人来玩,两人都表示惊讶:“你一个人就跑到这里来?好勇敢啊!”然后店主在一张卡片上写下了他们的电话号码和夫妻两人的名字,对我说:“你一个人在这里不方便,有什么困难就给我们打电话吧,你要是想去什么地方不知道怎么去呀,随便什么,尽管打电话问我们,我妻子和我对贝鲁特很熟悉,千万别怕打扰我们,晚上打电话也没关系。”他的妻子还补了一句:“如果再路过这儿,进来聊天,我给你煮咖啡喝!”
在贝鲁特一家餐厅吃午餐,因为已过了饭点,我是唯一的顾客,三个服务员围着我问长问短,餐厅的大荧屏上正在播放当地的电视节目,一听我是中国人,他们立刻说:“啊,我们这儿也能收到中国的电视台,放给你看吧,我们的卫星电视有一千多个频道!”说着便给我调出了CCTV-4台,接着便开始问我故宫长城和中国功夫。我要的菜是烤鸡串,他们问我喜不喜欢,我还没来得及夸它多好吃,他们便说:“你肯定吃不惯吧,你们中国的木耳鸡片比这好吃多了!”
在的黎波里的集市上,一个年轻的摊主和我聊起来,“你是来旅游的?我带你去看一个很老的教堂,好不好?外国人都会喜欢,来呀来呀!”他撇下自己的货摊,带着我拐进了一条狭窄昏暗的小巷,我将信将疑地跟在后面,他回过头笑笑说:“你别害怕,这里的路有些暗。”然后来到一座私人的院落,年轻人向屋子里一位妇女要了把钥匙,带我来到楼上,打开一扇门,里面竟真是一个微型的天主教堂,屋中供奉着圣母像,四壁贴满了金碧辉煌的圣徒画像。他告诉我:“这个教堂有好多年历史了,你可以拍照片的。上次我带了两个日本人来,他们就拍了好多照片。”我笑了笑,年轻人又狡黠地眨眨眼:“我是穆斯林,其实我不该进这里来的,嘿嘿。”
他扔下自己的生意,就是为了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外国人展示一下自己引以为荣的深宅远巷中的一间小屋,然后就很高兴地告别并祝我好运,没有任何“企图”。人们的单纯和朴实,让我感觉象是到了世外桃源,即惊讶又感动。
在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时代,人与人之间只剩下了互相倾轧、残酷竞争、勾心斗角。而在这物欲横流的世界上,居然还存在着这样一片净土,居然还保持着如此淳朴的民风、如此善良纯洁的心灵,这是为什么?是使人心灵净化的宗教,还是恰恰由于不发达的经济?难道物质生活的发达,一定要以牺牲人性中本善的一面作为代价?这两者真的必须是鱼与熊掌吗?欣喜之余,我更多的还是无奈的慨叹。
黎巴嫩的孩子们,见到外国人那种好奇的样子,使我想起了二、三十年前的中国。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曾经在街头好奇地“跟踪”过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如今在这里,我便来了个“角色互换”。
我去巴尔贝克和安贾尔的那天,正好赶上全国的“历史遗产纪念日”,这一天,全国的名胜古迹都对学生免费开放,学校都会组织大家去参观、郊游、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巴尔贝克,我正在欣赏空荡荡的古罗马遗址,尽情地拍着不会有“人头攒动”的风景照片,忽听背后喧哗声由远及近,扭头一看,一条蓝色的长龙逶迤而来。这是一所穆斯林什叶派的小学组织的郊游,小学生一律身穿蓝色校服,女孩子们稚气未脱,却都已围上了蓝色的头巾,女老师们一律是灰色的头巾和长袍。
这条长龙迅速前进着,然后散开成一堆堆蓝色的云朵,很快就填满了千年的石块与石柱之间的空隙。所有的孩子经过我的身边,都要紧紧地盯着我看半天,胆子大一些的孩子,会跟我用英语或法语说一声“你好”,有的孩子说完“你好”便赶紧跑开,就好象做了什么坏事,有的说完便羞涩地低头和同学们吃吃地笑,有的则回转身得意洋洋地向同学炫耀自己的“勇敢”。
在一个据说是古代举行狂欢酒宴的山洞前,我站在一群蓝色的孩子背后向洞里张望,一个孩子忽然回头发现了我,尖叫了一声,所有的孩子都回过头来,嘻嘻地笑着,对我指指点点,评头论足。我觉得他们不是来看历史遗迹,而是到了动物园,我便是那笼中的稀有动物。我对他们用阿拉伯语说:“你们好!”却惊着了他们,好象动物突然张口说了人话,他们竟尖叫着一哄而散了。
那天下午在安贾尔,碰上的是一群中学生,他们则大方多了。一群女生正在打着鼓欢快地跳舞,我走过去,问她们可不可以给她们拍张照片,所有的女孩都高兴地面对镜头,甜蜜无比地笑着,有的还举出V字手势,然后自然要问我那个必问的问题。
黎巴嫩的女孩都相当漂亮,加上这些中学生身上洋溢的青春朝气,一个个都比盛开的洁卡蓝达花还要美丽,让我目不暇接。我被许多群女孩拦住说话,她们好象很想利用这个练习外语的机会,我也拦住好几堆女孩给她们拍照片,她们都是非常地爽快、大方,她们脸上的笑容,都象地中海的阳光一样灿烂,象黎巴嫩的雪山一样耀眼。
在塞达的海上古堡,有两个不到十岁的女孩迎面走过,其中一个对我说了声“你好”,两人便一溜烟地跑开。走了不远,我发现那两个女孩悄悄在背后跟着我,我便回头冲她们笑笑,被我发现了她们的“跟踪”,两人哗地又跑走。过一会儿又在后面跟着我,我举起手中的相机,示意要给她们拍照,两人又害羞地躲开,就象在跟我玩捉迷藏。我几次招手叫她们过来,终于有一个鼓足了勇气走过来,站在古老的城堡前,让我拍了张照片,然后幸福地蹦蹦跳跳地和她的同伴走了。看她的年纪,我知道她没有经历过战争,我知道她也许不明白背后的千年古堡意味着什么,但我相信,她有绝对的幸福的权利。
在泰尔的古罗马遗址,又碰上一群来郊游的小学生,远远地看见有外国游客,他们就飞奔过来,你一言我一语,唧唧喳喳,领头的一个女孩最胆大,她拽住我的胳膊,要让我为她拍照片,还告诉我她的同伴中大部分是巴勒斯坦难民的孩子。为了不过多耽误时间,导游带着我们继续往前走,这群孩子就追在后面,直到老师着急地跟上来,把他们一个个拽了回去。
我在心中期望,让中东的局势尽早平静下来吧,让更多的人能来黎巴嫩,让黎巴嫩的旅游业尽快恢复起来。我希望,这里的孩子们、这些充满渴望的明亮的眼睛,见到外国人不会再那么好奇;我希望,这些纯真无邪的脸庞,在对我说“你好”时,不再那么羞涩;我希望,外面的世界,无论是精彩还是无奈,都能尽快地、平等地向他们敞开!
生活过战争的人民
“在一个炎热的黎巴嫩的夜晚,人们在跳舞人们在歌唱,她从花园中走进来,她的眼睛象星星闪烁,一种奇妙的感觉从我心底升起。
在一个炎热的黎巴嫩的夜晚,这个打扮成女人的少女,走过来坐在我身边,她的微笑使世界停止,那时我听到了一个孩子的回声。
昨夜你的睡梦中,有没有甜蜜的摇篮曲,和着那深夜的枪炮声?你是在田野里翩翩起舞,还是在战火中夺路而逃,从那天空中突然降下的地狱中逃生?
在一个海边的黎巴嫩的清晨,她向我讲述了所有的故事,讲述战争中她那美丽的家园,她的泪流下来,太阳升起来,在她的眼里,我又看到了那个掩藏在女人外表下的女孩。
哦,我的生命中,除了一个和平不能到达的地方,我什么都不知道。
哦,世界的一切,祖先留下的礼物,战争中的孩子们,什么都没有。
在一个黎巴嫩的夜晚,我会等待你,在黎巴嫩。”
这首歌名叫“黎巴嫩之夜”,是英国歌手 Chris De Burgh和黎巴嫩女歌手Elissa 和共同演唱的。
从1975年到1991年,黎巴嫩内战整整打了十六年。说是“内战”,其实外部因素一直贯穿其中。战争最初,是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宗教性质的战争,紧接着,叙利亚、以色列、美国、联合国、伊朗,等等,都先先后后、直接或间接地加入进来,你和我打,他和他打,我们之间互相打,穆斯林打穆斯林、基督徒打基督徒,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敌我。渐渐地,人们都搞不清究竟是谁和谁在打仗;渐渐地,谁也说不清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打仗;渐渐地,能走的黎巴嫩人都移居到了国外,留下来的人们就习惯了战争,孩子们在子弹呼啸中上学、长大、过早地成熟,大人们在炮声隆隆中工作、生活,老人们镇定地数着身边落下的炮弹,一顿顿地准备着最后的晚餐... ...
在贝鲁特,随处可见弹痕累累、破烂不堪的楼房,大都只有楼板、墙架,乍看象是施工未完的新楼,但班驳陆离的墙体又显然表明这些楼年代久远了。刚出机场,在夜幕中看到一幢幢这样的空无一人如洞穴般的楼房,我并没有意识到它们便是战争的痕迹。出租车司机告诉我:“噢,那些是老房子,在‘砰、砰、砰’以后没有人住了。”他不会说“战争”这个词,但我明白了,立刻想起了黎巴嫩的历史,那段很近、很近的历史。
对于外国人,黎巴嫩人怎样在战争中生活,总是一个很好奇的话题;然而对于黎巴嫩人,战争,在他们的话语中,是生活的一部分,谈论起来都是那么正常、那么轻松的口气。战争,使黎巴嫩人变得坚强,学会了乐观。
和我的朋友海法已经有三年没有见面了,她还是那么年轻、漂亮,一得知我到了贝鲁特,便赶到酒店来看我,又领我去和她的家人吃晚饭。之后便开着车带我去看贝鲁特的夜景,每一个地方,她都会告诉我战前是如何,战后又是怎样。认识她的那段时间,我并不太了解黎巴嫩的历史,这次,才有机会问她,生活在战争中是什么感觉。
海法轻松地笑笑说:“我们这代人,在战争中出生,在战争中长大,我们没有选择,生活还是要继续的。我照样上学呀,有时候情况危急时,学校会停课,然后稍微平静一些又恢复,有时候父母会到学校接送我们。天天听见枪声、炮声,我们都不会害怕的,那是家常便饭了。如果现在再爆发一场战争,我会很平静,我知道如何应付。对了,你看,这一带就是战时的‘绿线’,把贝鲁特分成东西两部分。”
所谓的“绿线”,是贝鲁特市中心的一段地域,在战前它是贝鲁特最繁华的地带,十几年的战争中,不管敌我双方如何变化,这里始终是分隔东西贝鲁特的界线,最激烈的战斗往往发生在这里,这一带的所有建筑物都被毁掉了。之所以被称为“绿线”,是因为军人的服装是绿色的,有些西方人将这里称为“红线”,红色代表鲜血。也许是“红线”这个词从直观上就太残酷,大多数人还是愿意用“绿线”来称呼它。
战后,黎巴嫩政府与私人共同投资组建了索利代尔公司,承担起重建贝鲁特的工程,“绿线”这一带完全成了一座崭新的城中之城。以前这里的建筑,多是法国式样,楼体还能保存的建筑,他们就进行了修复,彻底损毁的建筑,他们就推倒重建,仍请法国建筑师进行设计。今天,这一带被称为“索利代尔市中心”,以“明星广场”为中心向外辐射出一条条街道,两旁商店鳞次栉比,餐厅、咖啡馆一家紧挨一家,是贝鲁特人休闲、聚会的中心场所。每到傍晚时分,这里密集着喝茶、吃饭、抽水烟、购物的人群,摩肩接踵,热闹非凡,不亚于欧洲任何一座大都市。贝鲁特在战前就曾被誉为“中东的巴黎”,如今,贝鲁特象一只涅槃后的凤凰,又从废墟中重生了。
“你看,”海法接着说,“我们黎巴嫩人多了不起,一眨眼的工夫,所有的新楼都盖好了,这一带的城市就象新的一样!你下回再来黎巴嫩,就又会看见好多的新建筑。”
“那么,”我问她,“战争打了那么多年,怎么一下子就能停下来了呢?”
“哈哈,”海法仍是那么轻松,“战争这东西,完全是政治游戏,政治家们想打就打了,以人民的生命为代价,而政治家们想停不就停了,发动战争用不着什么合理的借口,而停止战争就更用不着什么理由了。”
除了“索利代尔市中心”,贝鲁特其他地方还是保留着许多被毁坏的破烂、丑陋的楼房,夹杂在新楼之间,象一道道疤痕,十分刺眼,也十分怪异。我问过当地人,这些楼,干吗不干脆推倒它们,哪怕留着一片空地,也比这样伤痕累累地立着要好看些,整个城市景观也会让人赏心悦目些,得到的回答是:“舍不得”。贝鲁特是座历史悠久的城市,许多建筑都是很古老的,不少是十八、十九世纪的建筑,虽然已被炮弹炸得面目全非,但楼体还算坚固,可以加以修复,所以人们“舍不得”推倒它们。然而一时半会儿又没有足够的钱来修复,就让它们这样待着了,等什么时候有了钱,再来修整这些破烂的伤疤。
正说着话,海法忽然嘟哝了一声:“咦,我好象走错路了。”然后啪地在马路中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看出来了吧,我们黎巴嫩没有交通规则!”的确是这样,这么多年的战争,战时谁能开一辆四个车门都齐全的车都是怪事,人们早就把交通规则忘在了脑后。整个黎巴嫩几乎见不到交通灯,都是战时被炸光了。贝鲁特的“索利代尔市中心”有一两个路口装有交通灯,看上去也象玩具一样。除了一些重要路口有警察维持交通秩序,绝大部分的道路上开车的人则是十分地“自由”,可想而知黎巴嫩的交通状况如何。几乎所有的旅游指南上都强烈劝告外国游客不要企图在黎巴嫩自己开车。不过,在这里行人过马路倒并不成问题,车辆一般都会礼貌地减速让行人先过去。
在小城扎赫勒一座山顶的露天餐厅用午餐,身旁是潺潺的山泉,淙淙流淌着。开朗热情的玛德莲谈到了战争:“我十九岁的时候,战争开始了,我的整个青春年华都在战争中度过,我从来没有丧失过希望,战争让我变得更坚强。但是,我时常想,如果没有战争,我这辈子也许能够做更多的事情。”说到这里,她的眼神中闪过一份无奈,“不过,不管怎么说,现在和平了,生活多美好啊。而且,我很高兴我的孩子们能过和平的日子。”
这时,一大盘草莓端上来,每一颗草莓都有半个桃子那么大,咬上一口,浓浓的深红色的汁液便淌下来,甜极了,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草莓!玛德莲毫不客气地往自己盘里抓了几大粒草莓,一边开玩笑说:“快吃啊,什么时候又打起仗来,恐怕就不容易吃到这么好的草莓了!”
贝鲁特市中心战前的“先驱广场”,今天是一片空旷的废墟,达拉尔指着废墟对我说:“这里原来有个很大的市场,我妈妈经常我来这儿买东西。那时候我很小,最不喜欢来这儿,因为每次妈妈都把我放在市场外面,等她进去买完东西再来领我,我就自己坐在一个小石墩子上等她,很闷,心里不停地说‘妈妈怎么还不出来呀!’总是不高兴,总是撅着嘴。那时候太小,哪里懂得珍惜生活中的一切。后来,什么都没有了,才知道后悔,那个市场永远没有了,我再也不能坐在市场外面等妈妈了... ...”我听到这里,一阵心酸,然而达拉尔却是微笑着,象所有的人一样,平静,坦然。
一次坐出租车,正好路过司机的家,他指给我看。我问他:“你一直住在那里吗?”司机说:“对,一直,打仗的时候我也没有搬,我们家住在那里几代了,我劝家人搬到乡下去,我母亲不愿意离开。我们邻居好几家房子都被炸掉了,我父亲、我母亲和我哥哥后来都被炸死了,只有我活着。”
“啊,真不幸。”我不知再说什么好,而他的口气,无所谓得就象在讲电影里的故事。
“人生啊,就是这样。”司机接着说,“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失去,什么时候就会死的。”
对于黎巴嫩人这种谈及苦难的轻松乐观态度,我不得不佩服。当人经历过了最坏的处境,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糟糕?当人掉到了最低点,每走一步、不管怎么走都是向上,还有什么不开心的理由?
司机茬开了话题,“我战争的时候一直开医院的救护车,开了十几年。战后才开出租车,我的开车技术可好了!”
前面经过一个军队把守的检查站,这样的检查站,黎巴嫩遍地都是。不过我坐的车从来没有被检查过,好象也没见到其他的车辆被检查过。我好奇地问:“他们都查什么呀?”
司机说:“哦,别担心,我们这样的普通百姓他们不会查的。只是为了安全起见,设立岗亭。啊,现在好了,感谢真主,我只看见我们自己的军队。以前,这里什么军队都有过,叙利亚军人、以色列军人、美国军人,什么都有。现在只有我们黎巴嫩军人了,感谢真主,感谢真主!”
是啊,感谢真主,和平是多么美好、珍贵啊!什么时候,普天之下会到处是和平?
四百万的黎巴嫩人口,穆斯林占70%,基督徒占30%,他们分成18个不同的宗教派别,大街上的女人,穿得和欧洲女人一样,袒肩露背超短裙,黎巴嫩人不可以说是不宽容。法律规定,政府的要职中,总统必须是天主教马隆耐特派,首相必须是逊尼派穆斯林,副首相必须是希腊东正教徒,国会发言人必须是什叶派穆斯林,军队统帅必须是德鲁兹派,等等,黎巴嫩的政府,不可以说是不民主。
然而,十六年的内战,正是他们自己挑起来的。就算自己不打自己了,邻居们也不会让黎巴嫩人高枕无忧。叙利亚人至今不肯放弃它对黎巴嫩的“保护权”,在巴尔贝克和安贾尔一带仍有驻军,黎巴嫩内部的一些激进势力,时常通过过激手段来“奉劝”叙利亚人退出黎巴嫩的国土;以色列人随时都可能再度入侵,黎巴嫩南部的联合国控制地区,以色列军队并未完全撤出,黎巴嫩的赫兹勃拉党极端反犹,时不时会向巴勒斯坦人支援一些自杀炸弹者。此外,还有长期悬而未决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美国人为了解决巴以冲突,从基辛格时代开始,就曾屡次“建议”黎巴嫩人统统离开自己的家园,以便把以色列控制区内的巴勒斯坦人全部迁移到黎巴嫩去,好让以色列人开心、清净;目前常年滞留于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也问题多多。就在我去塞达的前一天,塞达的一个巴勒斯坦难民营爆发了流血冲突,四十多人丧生... ...
在如此内忧外患的环境下,今天黎巴嫩的和平,究竟能持续多久呢?和平的时候,人们感谢真主、感谢上帝、感谢一切的神祇;然而当战争降临的时候,这些无所不在的、万能的、仁慈的神灵们,又在哪里呢?
护士安妮的故事
安妮是英国人,那种“心宽体胖”的类型。她的经历很丰富,总有说不完的故事。
八十年代初,黎巴嫩战争正酣时,安妮作为国际医疗人员在黎巴嫩南部工作过两年。当时以色列入侵了黎巴嫩,有一段时间,迫于国际压力,以色列答应撤军,并许诺撤退到距贝鲁特80公里的泰尔城以南。和平的曙光在望,当时的黎巴嫩首相便个人投资一亿八千万美元,在自己的故乡,距贝鲁特以南40公里处的塞达,修建了一座国际一流水平的大型医院。安妮和其他两位英国医生被派往这座医院工作。
没想到,以色列人并没有遵守自己的承诺,仅仅撤出了贝鲁特,便在塞达停了下来。这座医院,正好位于以色列控制区。那时以色列人封锁了公路,受伤的平民往往来不及被送到医院;医院本身也由于供给不足,缺医少药,难以维持正常工作。这座为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难民修建的高级医院,对于以色列军队来说,是眼中钉肉中刺,在医院勉强运行了两个月后的一天,以色列军队团团包围了医院,强行要求所有的工作人员立刻离开,威胁要炸毁医院。安妮和其他的同事爬到楼顶,被国际组织的直升飞机营救了出去。之后,这座耗资巨大的医院,便被以色列的炮弹夷为了平地......
安妮又转到了塞达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在一个医疗机构里继续工作。一次,安妮要去贝鲁特接待一位被国际组织从伦敦派来的同事。塞达距贝鲁特虽然仅有短短的40公里,但由于交通完全被以色列人封锁,那时从塞达到贝鲁特,需要绕道而行,在崇山峻岭中跋涉两、三天才能到。
在贝鲁特,安妮住的那家酒店,就离我们的五月花酒店步行不到五分钟,现在它已经被战火毁掉了。那天清晨六点多,安妮被一声爆炸的巨响从睡梦中惊醒,出于职业本能,她一骨碌翻到了床底下,整座楼都在摇晃,灰尘扑簌簌地从天花板坠下来,安妮觉得是自己的酒店被击中了。几分钟后,震荡渐渐平息下来,电话铃响了起来,是楼下的服务员打来的,告诉她爆炸不是在酒店,叫她不要太紧张,但让她立刻穿好衣服,待在房间里先不要出去。安妮刚刚穿好衣服在床边坐了一会儿,第二声爆炸又响了起来,但是酒店受到的震荡不如刚才那么强烈。
事后,安妮得知,第一声爆炸,发生在离酒店100多米的美国军营,有200多名美军丧生。第二声爆炸,仅离酒店50多米,但规模较小,发生在法国军营,50多名法军丧生。
安妮回到塞达附近那个小村庄时,她自己的车被其他人出于安全考虑,移到了几公里以外的另一个车库,安妮只好雇了一辆车到那边的车库去。那个司机开起车来十分疯狂,横冲直撞,而且他只用一只手扶着方向盘,路面上有多大的坑他也不躲,直直地飞过去,把“久经沙场”的安妮都吓得七魂出窍。安妮冲着司机嚷起来:“喂,你开车能不能慢一点啊,我又不赶时间,路上有坑你稍微躲一下嘛!再说,你干吗只用一只手开车呀!”
前面的司机回过头,瞟了安妮一眼:“对不起,夫人,我只有一只手啊!”这时安妮才注意到,司机左边的衣袖,是空的。安妮尴尬得无地自容,嗫嚅道:“哦,啊,对不起。那么,你的左臂,是怎么没有的?”安妮问这话,也只是为了掩饰一下自己的窘迫,她当然知道,是因为战争... ...
离开黎巴嫩之后,安妮到沙特阿拉伯一家医院中工作了几年,然后又到泰国工作了两年,之后回到了伦敦。目前她在伦敦为一位沙特阿拉伯籍的亿万富翁慈善家工作,她到世界各地去旅行,视察那些贫穷苦难的地方,然后向这位慈善家提交报告,他便拨款在当地兴建医疗、健康机构。从几内亚到越南,从秘鲁到埃及,她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这次她来黎巴嫩,是为了考察黎巴嫩南部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医疗卫生状况,她的慈善家老板有意出资帮助提高那里的健康水平。
安妮的朋友撒依达,是巴勒斯坦难民,在伦敦工作。这次安妮来贝鲁特,撒依达正巧回来探亲。撒依达的全家都是巴勒斯坦难民,居住在贝鲁特以北的比博罗斯。安妮跟着撒依达去探访了她的家庭。
巴勒斯坦的周边国家,只有约旦给自己境内的部分巴勒斯坦难民颁发了约旦护照,其他的国家,如叙利亚、黎巴嫩,都没有如此大方,巴勒斯坦人在那里只是难民身份,他们的就业、旅行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运气好一些的难民,比如撒依达的家庭,能够在避难国找到工作,正常定居,而大部分的难民,则都住在难民营中。
安妮告诉我,黎巴嫩南部的难民营中,住了十几万巴勒斯坦难民,他们居住在简陋的木板棚中,那里没有自来水,卫生状况极差,新生婴儿死亡率相当高。黎巴嫩政府并不打算出资改善那里的生活状况,因为难民营本来就是临时性的,当地政府不愿使那里成为永久居住地。然而事实上,这种临时的难民营,已经“临时”了五十多年了!那里的孩子们,出生在贫穷与不公中,成长于愤怒与仇恨中,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那么多人愿意去作自杀炸弹,也是不难理解的。
这次多年后重访黎巴嫩,安妮专门雇了一辆车,到南部她熟悉的一些地方,去故地重游。她到塞达当年那家高级医院的旧址,去凭吊了一下那片废墟,万千的感慨。
安妮还让司机带她去泰尔附近的她曾经工作过的另一个小村庄去怀旧。从泰尔往南的地区,目前是由联合国维和部队控制的,再往南的黎巴嫩国土,仍然由以色列人控制着,这一带区域,早已没有人居住了。尽管和平已经在黎巴嫩持续了十多年,黎巴嫩人至今仍不愿、不敢从泰尔再往南迈一步。刚刚出了泰尔,司机便为难地停下了车,安妮执意要去的地方,离那里还有一公里。安妮毫不犹豫地开始步行,司机在背后大叫:“夫人,不要去了吧!那里很危险啊!”
安妮独自向前走着,那个小村庄,今天只是一片废墟,四周一片寂静,一路上,安妮没看见一个人影,也没有碰到士兵阻拦她,山是一样的绿,空气是一样的清新,鸟儿的鸣叫是一样的快乐,如果没有战争,如果没有政治,这世界该是多么美好啊!
出入贝鲁特机场
旅行,千篇一律,总是从机场开始,从机场结束。贝鲁特的机场,却比平时多给了我几阵心惊。
甫下飞机,立刻发现机场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持枪的警卫,一律戴着淡绿色的口罩,心情顿时紧张起来,不会吧,难道正在国内肆虐的“非典”居然都流行到这里来了?刚下飞机的乘客,也不安起来,走在前面的一位女旅客叫住一位工作人员问了一声,那工作人员边走边不耐烦地解释了两句,谈话全是阿拉伯语,对我无甚帮助。
满腹疑惑地来到边检,检察员一看到我的中国护照,似乎比我更紧张,立刻高声喊来了一位上司。那个微胖的上司走过来,翻了翻我的护照,问我:“你是中国人,怎么从巴黎的航班上下来?”我说我住在巴黎。那人指指大厅一角的小房间:“你到那里去!”然后就拿着我的护照不知走到哪儿去了。
我在空空的房间里等了半天,那人又带着两个看上去象是职位更高些的人一起进来,其中一个问我:“你最近一次什么时候去过中国?”“两年前。”三个人认认真真地研究起了我的护照,每一页、每一个戳他们都仔仔细细地辨认着,互相交流着,薄薄的口罩在他们脸上一颤一颤地,停留在那张日本签证页上,他们简直象在破译古腓尼基文,恨不得要拿放大镜,看他们那费劲的样子,我几乎想笑。最后,好象是被认可了,一个人突然张嘴对我说了几句法语,大概是想证实我的确住在法国,我回答了几句,他点了点头。
先前微胖的那人又挥了挥手,带着我来到大厅另外一角的办公桌前坐下。我问:“有什么问题吗?”他吞吞吐吐地:“哦,没有,没有。你,住在什么酒店?”“五月花。”我随口说。其实,我在贝鲁特订了两家酒店,入境的当天晚上,我并不住那里,但因为五月花我将住的时间长些,便图省事答了它的名字。没想到,那人拨起了电话,向他的同事报出了五月花,然后一阵沉默,电话那端一定是在跟五月花联系查证了。
我心中暗自叫苦,万一五月花告诉他们我今晚并没有订他们的房间,岂不是我自找的麻烦!良久,忽听面前那人答应了两声,挂下了电话,对我说:“没事,没事,欢迎来到黎巴嫩!”啊,这句话我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了!我刚笑意洋洋地站起身,那人却又挥挥手:“坐下,你再等会儿。”倏地一下,他又拿着我的护照,消失在一扇门后面。
等他从门里出来,冲我做了一个“继续等待”的手势,便直奔了最近的一个检查窗口,把我的护照伸过去,窗口里的人却好象和他争执了起来,他俩互相扯了半天,那人扭身,又拿着我的护照去了另一个窗口。我猜测,第一个窗口里的人,一定是不敢承担使一个中国人漏网的“重大责任事故”,拒绝了给我盖章。
第二个窗口里的人接过我的护照,我远远地紧盯着他,见他微微皱了皱眉头,听着微胖男人的解释,犹豫了两秒钟,我听见喀嚓一声盖戳的声音,心中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微胖男人走回来,来回的奔跑可能已经累着了他,他居然一把拉下了脸上的口罩,呼哧大喘了两口气,然后又把口罩勉强戴好,递还我的护照,对我又说了一遍:“欢迎来到黎巴嫩!”我终于被批准入境了。
我的行李,早已被人从传送带上卸下来,孤零零地扔在一边,我赶紧上去提起委屈的它,象逃跑似的象机场外快步走去。
一出机场大厅门,一群出租车司机便象蜜蜂似的围了上来,争先恐后地要拉我上车。我透过他们的肩膀四下打量着,看见了合法出租车排队的地方,向排队的第一辆车走过去。这群蜜蜂紧追着我不放,互相之间还拉拉拽拽地,我快走到第一辆车前时,追着我的一群人中,忽然有一个一把拉住了我的行李,“跟我走嘛,我的车在那边。”排第一辆的司机不干了,冲过来也拉住了我的行李,两人开始争吵起来。我大喊:“你们放手,别抢我的行李!”两人放开了我的行李,倒是腾出手来打架了,你一推,我一搡,火药味十足。旁边的人过来劝住,有个“主持公道”的人为我拉开了排第一辆的车门。车终于开起来时,我舒了一口气,在心里说了一声“感谢真主!”
事后,我才知道,由于惧怕“非典”,许多国家已经规定禁止中国来的人入境,黎巴嫩便是其中之一,他们在机场采取了防范措施,因此所有接待入境航班的人都戴口罩。我持中国护照,被百般盘查后还是获准入境,的确颇为幸运!那几个决定放我进来的机场官员,一定冒了好大的风险才做出如此宽容的决定呢!
两天后,我到了五月花酒店入住,前台那位和蔼的老人一见到我就热情地说:“啊,您终于来了!那天机场的人已经打电话问过我,我查了预订记录,发现您要过两天才入住,但是我没有对他们说,我撒谎了!”“哈哈哈... ...”我们俩同时笑了起来。
在黎巴嫩十多天的旅行结束了,我又来到了贝鲁特机场,来时跟出租车司机强调:“我是国际航班。”司机嘿嘿一笑:“别担心,贝鲁特机场只有国际航班,我们的国家这么小,哪里用得着坐飞机?”
过安检,一位身着警服的英俊小伙立在眼前,我递上护照和机票,他紧绷着严肃的脸,对我说:“首先,你必须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离开黎巴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怎么,我进来的时候你们难为我,查我半天,现在我要走了,难道出去还不让我出吗?
我忐忑不安地回答:“我,我是来渡假的呀,现在我渡完了假,我要回家了。”小伙子晃着我的护照,对我说:“我告诉你,你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最漂亮的一位女人!现在你竟然要离开黎巴嫩,太遗憾了!”
这句出人意料的话让我愣了一秒钟,然后我扑哧笑起来,原来如此!我一边笑,一边说谢谢,小伙子接着说:“真的,我发誓,我这辈子没见过你这么漂亮的女人!你难道不想在黎巴嫩多留几天吗?”
“不行啊,”我笑着摇头,“我要回去了。”
“那你能不能给我留个电话号码?”
“明年吧,”我说,“明年春天我如果再来黎巴嫩,我还会住在五月花酒店,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五月花?好的。”小伙子又看了一眼我的护照,“我记住你的名字了,我一定会给你打电话的。”
“好啊,我可以过去了吗?”
小伙子把护照还给我:“祝你旅途愉快!”
他说这些话时,自始至终,脸上都没有过一丝笑容。过了安检,我还是没止住笑,天哪!这个小伙子太有趣了,连向女人献媚调情都脱不了职业习惯,一本正经地板着脸,害得我虚惊一场,以为自己又犯了什么错误。我真想告诉他,你老这么严肃地跟人说话啊,会把女人都吓跑的!
好吧,明年春天,我会在洁卡蓝达花再度盛开的时候,回到黎巴嫩,如果你在五月花酒店见到我,那时,你能学会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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