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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纪伯伦的人生观
    虽然纪伯伦只是一位文学家而非哲学家，但其作品的思想性却不容忽视，他对生命价值的不倦追求和探索使他的作品闪现出哲理的光芒。因此，从哲学的角度探讨纪伯伦对于生命的体验和感悟，由此展现其作品的哲学底蕴及特色，是一个新课题。
    一、辩证而达观的人生态度
    生与死是生命中一对最深刻的矛盾，其他时隐时现于生命长河中的矛盾始终只是这一对矛盾的再现和展开。作为一个植根于东方文化中的文学家，纪伯伦对此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首先，生与死是同一的。如果说，莎士比亚的著名戏剧《哈姆雷特》的主人公，哈姆雷特的那句著名心灵独白，"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道出了西方人对生与死的看法——生与死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或者是生存战胜死亡，或者是死亡战胜生存，不可能有折中的选择，那么，纪伯伦的一句诗"因为生和死是同一的，如同江河与海洋也是同一的"  ，则展现了东方人对生与死的看法——生与死本是同一的，死只是生命从另一种意义上的显现，生与死始终是一体的、形影不离的，它们只是从不同的层面上来彰显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所以"你愿知道死的奥秘，但是除了生命的心中
 寻求以外，你们怎能寻见呢?"
    当纪伯伦将生与死视作生命中同——的旋律时，他也同时赋予了"死"与生同样的价值与意义。因此，"死"在他的笔下表现出了美丽的迷人的色彩。他曾写过题为《死之美》的散文诗，描述了主人公以一种安静、温馨、期待的心境来等待死亡的情景，他把死亡看做是一种休憩、安息，甚至是希望"请把挽歌吟唱!用那迷人的词句为我的感情铺灵床，然后请你们仔细察看，端详，瞧瞧我眼中的希望之光"。
    在纪伯伦看来，死并不是对生的简单否定，而是一种重生、再生。在散文诗《诗人的死就是生》中有一段诗人的独白："来吧!美丽的死神!我对你早就心驰神往了。请你走近前来，解开这物质的羁绊，我拖着它早已疲惫不堪。"  在纪伯伦的眼里，诗人的生是具有纯粹意义的，当诗人的生存为世俗的枷锁控制时，死无疑是一种反抗、一种解脱、一种再生，这种死是带有悲剧色彩的，但却具有更深层意义的美，因为它包含着对真的追求和献身，这种追求和献身使死的意义得到了升华，也使生的价值得到了实现。
    从本质的意义上来看，纪伯伦所谓的死只是一种肉体的死亡，但却是灵魂的永生。当肉体存在时，灵魂要受物质的羁绊与束缚，但当肉体死亡时，世俗的枷锁也宣告隐退，灵魂也因此可以自由地、纯粹地存在，从而具有了永恒的意义。"现在，你知道这人生有其意义，即使是死也不能使它隐去；但是，除非待到灵魂摆脱了肉体的羁绊，否则人们哪能认识到这一点?"  死亡实际上是解决了一对矛盾，这对矛盾便是灵魂和肉体的矛盾。"灵魂啊!你由于你的睿智而富有；而这肉体却由于它的本质而贫穷。你不能屈尊降贵，它又不肯攀龙附凤，这真是极大的不幸。"  纪伯伦把灵魂与肉体的矛盾看做是不可调和的，这似乎与他看待其他矛盾的眼光截然不同，也正因为如此，解决灵魂与肉体矛盾的办法只能是灵魂最后战胜肉体，这便是肉体的死，而肉体的死恰恰是灵魂的真正诞生。所以，灵魂与肉体这一对矛盾的解决构成了生与死统一的基础——死只是一种更深层意义上的生。到这里可以看出这样一个问题，即纪伯伦在谈论生与死这对矛盾时，强调的是二者的同一、转化与融合，但当生与死的矛盾转化为灵魂与肉体的矛盾时，他又转而强调矛盾双方的差异性与斗争性。这种前后态度的转变恰好反映了东西方两种文化在纪伯伦思想中的同时作用，强调矛盾双方的同一性显然是东方辩证思维的特征，而强调矛盾双方的对立与斗争则是西方辩证思维的实质所在。两对矛盾转化的关节点正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契合点。
    如果说，对生与死这对矛盾的揭示是纪伯伦辩证人生观之出发点，那么对善与恶、理性与热情、自由与枷锁等一系列矛盾的剖析则是其人生观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化。
    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似乎是生命存在的永恒话题。作为诗人的纪伯伦以他对生命的热爱和热情毫不犹豫地说："我能谈你们的善性，却不能谈你们的恶性；因为，什么是‘恶'，不只是‘善'被他自身的饥渴所困苦吗?"  纪伯伦认为善与恶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因此人性的善并非纯善、至善，而是善与恶的统一。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为人性做了种种的辩护："当你努力要牺牲自己的时候便是‘善'。当你想法自利的时候，却也不是‘恶'......当你在言谈中完全清醒的时候，你是‘善'的。当你在睡梦中，舌头无意识地摆动的时候，却也不是‘恶'。当你勇敢地走向目标的时候，你是‘善'的。你颠顿而行，却也不是‘恶'......在无数的事上，你是‘善'的；在你不善的时候，你也不是‘恶'的。你只是流连，荒亡。"  在这里，纪伯伦流露出了否定人性恶的倾向，这是他强调善与恶这一对矛盾的同一性而忽略其差别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随之而来便有这样一个问题，即纪伯伦是否会因此走向率性而为的纵欲主义道路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纪伯伦强调善恶的同一性意在表明人的原罪是与生俱来的，所谓的"恶"是人人都有的，在现实的人生、真实的人性中，没有绝对的善，而只有相对的善，现实人生中的善表现为对恶的扬弃与超越。"在你冀求你的‘大我'的时候，便隐存着你的善性；这种冀求是你们每人心中都有的。但是对于有的人，这种冀求是奔越归海的急湍，挟带着山野的神秘与林木的讴歌。在其他的人，是在转弯曲折中迷途的缓流的溪水，在归海的路上滞留。"  在对恶的扬弃与超越中，个体应超越狭隘的"小我"而进入到完满的"大我"境界。虽然，人人都有追求"大我"的善性，这正如中国儒家传统中孟子的"善端"，或佛教禅宗中的"慧根"，但"大我''的境界毕竟不是人人都可以达到的，原因就在于有的人对善的冀求像"急湍"，有的人则只是"缓流的溪水"。"急湍"与"溪水"的区别正如中国儒家文化中"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但对于这种差别，纪伯伦并没有流露出如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一样的、不屑与小人为伍的清高，而是把宽容视为至善的不可缺少的部分。"不要让那些冀求深的人对冀求浅的人说：‘你为什么这般迟钝?'因为那真善的人，不问赤裸的人：‘你的衣服在哪里?'也不问那无家的人：‘你的房子怎样了?"'
    纪伯伦的善恶观是非常富有特色的，他认为现实人生中没有纯善、至善显然是受了基督教原罪说的影响，但他没有把原罪当做羁绊人们向善的枷锁，而认为人人可以向善，这又流露出了纪伯伦东方人的痕迹。
    在人类的富有理性的生命存在中，与善恶之矛盾最密切的另一对矛盾是理性与情感的矛盾。究其实质，理性与情感的矛盾是生命中善恶之矛盾的进一步显现，因为人的理性总是向善的，而人的热情却难以抵制恶的诱惑。就人类文化的整体来看，禁欲主义的人生态度和纵欲主义的人生态度都有其深厚的基础。在东方，似乎一直存在着禁欲主义的传统，佛教，伊斯兰教中的苏非派都是主张禁欲的，中国儒学发展的极端也是‘存天理、灭人欲'。在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几乎统治了人们整整——千年，然而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社会则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个性解放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纵欲主义。
    将自己的思想植根于东方传统之中却又深受西方文化氛围熏陶的纪伯伦，在面对这一问题时表现出了哲人般的睿智与深度。首先，他既不主张禁欲苦行，也不主张放纵自我，而是认为理性与情感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对元素。虽然理性与热情在本性上是相互矛盾的，但人类却不能因此而抛弃任何一方以求得心灵的安宁。"你们的心灵常常是战场。在战场上，你们的理性与判断和你们的热情与嗜欲开战。我恨不能在你们的心灵中做一个调停者，使我可以让你们心中的分子从竞争与衅隙变成合一与和鸣。"人类之所以要在理性和热情之间做一个"调停者"，是因为理性与热情在生命中各有其不可相互替代的作用。"你们的理性与热情，是你们航行的灵魂的舵与帆。假如你们的帆或舵破坏了，你们只能泛荡、飘流，或在海洋中停住。因为理性独自治理，是一个禁锢的权力，热情，不小心的时候是一个自焚的火焰。"心灵怎样才能成为理性与热情的"调停者"呢："让你们的心灵把理性升到热情的最高点，让它歌唱；也让心灵用理性来引导你们的热情，让它在每日复活中生存，如同大鸾在它自己的灰烬上高翔。我愿你们把判断和嗜欲当做你们家中的两位佳客。你们自然不能敬礼一客过于另一客；因为过分关心于任一客，必要失去两客的友爱与忠诚。"
    在理性与热情的关系中，纪伯伦并没有指出谁高谁低、孰优孰劣，而是渴望用人类的心灵将这两者融为一体，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热情是来自人的原始本性、是不可以被禁止的。欧洲文艺复兴前后人们生活态度的强烈反差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发展为"满口的仁义道德，满腹的男盗女娼"，都说明人的本性是不可压抑的。纪伯伦的"调停者"态度显然是可取的，人类不能抛弃对生活的热情，但是又必须用理性来引导自身的热情，让理性在热情的最高点歌唱!
    人是自由的，还是无时不在枷锁之中?人为什么要追求自由?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怎样苦苦追寻才能获得自由?这是生命中又一个难解的矛盾。
    "我爱过自由。越是看到人们受奴役、受蹂躏，我对自由就爱得越深；越是认识到人们服从的只是些吓唬人的偶像，我对自由的热爱就越加增长。"  纪伯伦在自己25岁生日时写下的这段内心独白可以说是道出了人类追求自由的秘密。人类之所以热爱自由、追寻自由，原因就在于现实的人生是充满束缚、压抑与枷锁的。自由与枷锁的矛盾就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既然自由只是一种理想，那么在现实中，纯粹的自由就不可能存在，这也许应该算作自由的悖论。现实中的自由只能是相对的、合乎人的自然本性的，甚臣是与枷锁同存的。"当你们的白日不是没有牵挂，你们的黑夜也不是没有愿望与忧愁的时候，你们才是自由了。不如说是当那些事物包围住你的生命，而你却能赤裸地无牵挂地超腾的时候，你们才是自由了。"  可以看出，纪伯伦主张的自由境界就是自然而然的生活态度与自由自在的心灵超越。当面对现实时，应坦然地对待生活中的悲欢离合，生命中的一切是不可逃避的。生活中的自由并非无牵无挂、无忧无虑，世人总认为自由就是没有任何束缚、去掉一切枷锁，然而纪伯伦却说："实话说，你们所谓的自由，就是最坚牢的锁链，虽然那链环闪烁在日光中炫耀了你们的眼目。"纪伯伦主张追寻精神自由，但却并没有让人们逃避现实，这可以说是将东、西方思想的精华糅合的结果。但心灵的超越毕竟不能等同于对现实的超越，这本身又是一个矛盾。"自由岂不是你们自身的碎片?你们愿意将它抛弃换得自由吗?假如那是你们所要废除的一条不公平的法律，那法律却是你们用自己的手写在自己的额上的......假如那是个你们所要废黜的暴君，先看他的建立在你心中的宝座是否毁坏。因为一个暴君怎能辖制自由和自尊的人呢?除非他们自己的自由是专制的，他们的自尊是可羞的，假如那是一种你们所要抛掷的牵挂，那牵挂是你自取的，不是别人勉强给你的。假如那是一种你们所要消灭的恐怖，那恐怖的座位是在你的心中，而不是在你所恐怖的人的手里。"
    人类就是这样矛盾，苦苦追寻自由，但却给自己套上了层层的枷锁。纪伯伦对于生命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追寻自由道路上的枷锁是人们所无法摆脱的，因此人们只能将枷锁视为必然而接受下来，坦然地生活。也正因为如此，所谓的自由超越只能是心灵的超越而非现实的超越，现实的自由始终是与枷锁同行的。"真的，一切在你里面运行的事物，愿望与恐怖，憎恶与爱怜，追求与退避，都是永恒地互抱着。"
    二、爱是生命旋律之主题
    "孩提时代我之所爱，现在依然在爱，而现在我之所爱，也将终生不会忘怀。爱是我所能得到的一切，谁也不能让我把它舍弃"。  纪伯伦的心中溢满了对人类、对生活、对生命的强烈爱恋，"爱"是他整个一生始终不渝的理想。
    纪伯伦对爱的追求首先表现在他对人类的热爱，这种爱是博大的、宽容的、没有差别的。"我爱人们，非常热爱他们。这些人在我的心目中可分三种：一种人诅咒人生坏，一种人祝福人生好，还有一种人则对人生深深地思考。我爱第一种人，因为他们日子过得太糟糕；我爱第二种人，因为他们宽容、厚道；我更爱第三种人，因为他们有头脑。"  如果说，上面这段话体现了纪伯伦对人类不同个体的宽容之爱，那么他的这种博大的爱还进一步体现在他对人类各个民族、各个群体的深沉热爱。在他的眼里，人类的各个民族、各个群体是没有差别的，人类本来是一体的，而把这本来是完整一体的人类分割为不同的民族、国家就使得本就弱小的人类更加弱小了。"人类划分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集体，分属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而我认为自己却既不属于任何一国，又不属于任何一地。因为整个地球都是我的祖国，整个人类都是我的兄弟；因为我觉得，人类本来就不够强，把自己肢解得零七碎八，岂不荒唐?地球本来就不够大，再分成大大小小的国家，岂非太傻?"正是基于这种对人类所有个体，对人类所有民族的真挚的爱，纪伯伦反对战争、渴望和平。"有些人说：‘要想生存，就必须侵略别人。'我却要说：维护别人的权利，才是人类最高尚、最美好的行为。我还要说：如果我生存，别人就必须死，那么，我宁愿自己死去。与其让我被别人杀死，死得既不光彩，又不清白，那还不如趁早让我亲手把自己献给永恒的世界。"  纪伯伦如此痛恨侵略、反对战争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因为纪伯伦本人就生于战乱的年代， 19世纪末20世纪初，黎巴嫩——纪伯伦的祖国，还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之下，纪伯伦一家之所以不得不背井离乡去美国正是由于不堪忍受被奴役的生活。由于亲眼目睹了战争给个人、家庭及社会带来的种种苦难，纪伯伦在许多作品中都谈到了战争的残酷性并强烈抨击了狭隘的"爱国主义"。例如，他在《泪与笑·美人鱼》中描写了一群正在海中遨游的美人鱼发现了一具青年的尸体，而这个青年正是由于战争而死于非命的。"不是大海动怒，发了脾气，而是人类——他们自称为神的后裔——在进行残酷的战争，流淌的鲜血把海水都染成一片猩红。这个人就是在战争中死于非命。"
    美人鱼们从死去的青年的口袋里发现了他的未婚妻写给他的信，上面写道："战争却把你唤了去，于是你参加了战争，驱使你的是义务和爱国主义。这算是什么义务?它拆散了爱人，让孩子变成孤儿，让女人变成寡妇...．"如果义务是否定各国之间应和平相处，爱国主义是扰乱人类生活的安谧，那么就让这种义务和爱国主义见鬼去"。  纪伯伦对战争的控诉是充满感情色彩的，而这种激情正是出于诗人对人类、对生命的挚爱。
    如果爱仅仅停留于精神的追求、情感的激越，那么这种爱还只是一种抽象的爱，只有当爱付之于行动、升华为给予时，爱才得到了实现。当人类胸中充满了对人类、生命、宇宙的爱时，这种伟大的爱必然要流溢出来，滋润漫漫的人生。纪伯伦将这种流溢出来的人类之爱称为施与。
    人的生命终究是要从有归于无的，在拥有生命之时不断地施与，正是生命价值的真实体现。"有什么东西你必须保留的呢?必有一天，你的一切都要交付出来。趁现在施与罢，这施与的时机是你自己的，而不是你的后人的。你常说：‘我要施与，却只要舍给那些配受施与者。'你果园里的树木和牧场上的羊群，却不这样说，他们为要生存而施与，因为保留就是毁灭。"  这段话颇有宗教式的劝诫意味，这与纪伯伦的基督教徒的身份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他还看到了施与的另一层意义，即生命要作为社会中的个体而有在，就只能以互相地付出、互相地给予为前提。没有人能够拒绝另，j人的施与独自地生活。"你的最华丽的衣袍是别人织造的；你的最可口的一餐是在别人的桌上吃的；你的最舒适的床铺是在别人的房子里的。那么请告诉我，你怎么能把自己同别人分开呢?"  虽然，理想中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理想中的施与也是没有条件的，但理想与现实之间毕竟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于是纪伯伦对施与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有人有许多财产，却只把一小部分给人——他们为求名而施与，那潜藏的欲念，使他们的礼物不完美。有人只有一点财产，却全部给人。这些人相信生命和生命的丰富，他们的宝柜总不空虚。有人喜乐地施与，那喜乐就是他们的酬报。有人无痛地施与，那无痛就是他们的洗礼，也有人施与了，而不觉出施与的无痛，也不寻求快乐，也不有心为善；他们的施与如同那边山谷里的桂花，香气在空际浮动。"  纪伯伦是把施与分成了三个不同的境界，如果为了求名而施与，那么这种功利性的施与是不完美的；如果为着生命的快乐而施与，那么这种追求生命愉悦的施与是可取的，而施与的快乐也正是其施与的报偿，如果施与达到了无欲无求、无喜无忧的绝对超功利、超世俗的境地，那么这种施与便是理想的、完美的。由此，爱也有了三种不同的境界——为了得到回报而付出的功利性的爱、为使生命得到快乐而付出的爱以及不求回报、超功利的爱。超功利的、不求回报的爱是爱的最高境界，是伟大的人类之爱。也许我们对这种不求回报的爱的最高境界并不陌生，因为在印度的古代文化里，"尼太戈尔"——伟大的爱，曾是人们顶礼膜拜、欢歌吟颂的理想之爱。纪伯伦吸收了东方文化的精髓，不愧为东方之子。
    既然对人类、对生命有着如此强烈的爱，也就决定了纪伯伦面对现实生活时乐观而积极的生活态度，他总是仔细品尝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因为生命的意义往往就蕴含于人们熟视无睹的平凡生活中。虽然，爱是生命旋律的主题，但这并不意味着生命中的一切都是轻松、浪漫、充满诗情画意，纪伯伦从来就不回避现实生活
 中的苦难，因为他本人就是从生活的艰难困苦中挣扎出来的，他的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使得他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体验，也因而使他赋予了"爱"以更丰富的涵义，这便是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苦痛与挫折。"许多的苦痛是你自择的，那是你身中的医士，医治你病躯的苦药，所以你要信托这医生，静默安宁地吃他的药，因为他的手腕虽重而辣，却是有冥冥的温柔之手指导着，他带来的药杯，虽会焚灼你的嘴唇，那陶土却是陶工用他自己神圣的眼泪来润湿调抟而成的。"  纪伯伦把生命中的痛苦比作药，虽然苦涩，但我们却得默默地吞咽，因为生活并不总是充满鲜花与阳光，热爱生活也便不能仅仅爱它明媚、温柔的一面。生活的意义往往需要从苦痛中来体验，正如生命的意义往往需要以死亡来探求。奔流不息的河水只有遇到阻碍才会激起浪花，而人生的价值也只有在遇到挫折时才能得到最真切的体现。"挫折，我的挫折!我不死的勇气，你我将在风暴中放声大笑，你我将一起埋葬身内的死物，你我将心怀宏愿立于太阳之下。"  没有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因为生活的意义有时需要从反面去体验；没有痛苦的人生也是不完美的，因为人生失去了痛苦也便失去了欢乐。面对生命中的挫折与痛苦是需要勇气的，而战胜挫折与痛苦的勇气来自于对生命的热爱。
    三、理想的人生境界是爱与美的统一
    "有的人在可怜巴巴的弱者献给野心勃勃的强者的光荣中，显赫地度过了一生，而这样的一生还不如在美的魅力和爱的美梦中瘦过的一分钟，不如那样高尚，那样贵重"。  纪伯伦理想的人生境界是爱与美的统一。
    自从世界上有了人类以来，大自然的存在相对于人就成为一种对象化的存在。人对自身生命意义的反思使人赋予了其存在的环境——自然以生命的意义。于是，在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中，自然就成为第一对象，对于审美活动来说，情况更是如此，因此人对于美的歌颂首先可以从他们的对大自然的歌颂中发现。纪伯伦是一位大自然的崇拜者，他认为自然本身就蕴含着生命的力量和美的真谛。因此，在他的笔下，大自然的一切仿佛都活了起来，具有了生命的色彩。例如，他在《泪与笑·组歌·浪之歌》中把海浪与海岸比作是一对情人，"我同海岸是一对情人。爱情让我们相亲相近，空气却使我们相分。我随着碧海丹霞来到这里，为的是将我这似银的泡沫与金沙铺就的海岸合为一体；我用自己的津液让它的心冷却一些，别那么过分炽热"。  在这段描写里，纪伯伦将大自然的景与人类的情完全融合在一起，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使人在感受大自然美的同时也感悟了人类生命自身的魅力。在《泪与笑·组歌·雨之歌》中纪伯伦更是赋予了雨这一自然现象以人格的意义："我从湖中升起，借着以太的翅膀翱翔、行进。一旦我见到美丽的园林，便落下来，吻着花儿的芳唇，拥抱着青枝绿叶，使得草木更加清润迷人，在寂静中，我用纤细的手指轻轻地敲击着窗户上的玻璃，于是那敲击声构成一种乐曲，启迪那些敏感的心扉。"  对大自然如此满怀情愫的描述来自诗人对大自然的由衷热爱，也正是诗人热爱生命的真切体现。在纪伯伦诗作中，景是大自然的景，情则是人类的情，二者互相映照，融为一体。因此，对自然之美的歌颂也正是对生命之美的歌颂。
    "你们要相信美的神力!——它是你们珍惜生命的开端，是你们热爱幸福的起源。"  如果说，对自然之美的热爱是人对生命之情感的体现，那么对人生的各个层面的美的发掘则具有了价值意义，是人对生命本身更高层次的追求。
    首先，生命是美丽的，生命是美的源泉。"当你达到生命的中心的时候，你将在万物中甚至于在看不见美的人的眼睛里，也会找到美。"  生命的美就在于生活本身。当我们全身心地投人生活、体味生活中的酸甜苦辣、追求我们的理想、实现生命自身的价值时，生活中的一切都会美丽起来，生活中的美源于对生活的爱。
    既然爱与美是统一的，那么与爱的三重境界相应的，美也分为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的美只是一种功利性的满足某种欲求的需要。"冤抑的、受伤的人说：‘美是仁爱的，和柔的，如同一位年轻的母亲，在她自己的光荣中半含着羞涩，在我们中间行走。'热情的人说：‘不，美是一种全能的可畏的东西。暴风似地，撼摇了上天下地。'疲乏的，忧苦的人说：‘美是温柔的微语，在我们心灵中说话。她的声音传达到我们的寂静中，如同微晕的光，在阴影的恐惧中颤动。'烦躁的人却说：‘我们听见她在万山中叫号，与她的呼声俱来的，有兽蹄之声，振翼之音，与狮子之吼。"'  第二重境界的美则不是一种需要，而是一种由审美带来的精神愉悦。这种审美境界不需要借助外在的审美对象，而是由于人对自己内心世界的观照而达到的审美境界。"美不是一种需要，只是一种欢乐。她不是干渴的口，也不是伸出的空虚的手，却是发焰的心，陶醉的灵魂。她不是那你能看到的形象，能听到的歌声，却是你虽闭目时也能看见的形象，虽掩耳时也能听见的歌声。她不是犁痕下树皮的液汁，也不是在兽爪间垂死的禽鸟。却是一座永远开花的花园，一群永远飞翔的天使。"  第三重境界的美是美的升华、是人类在美的体验中达到的爱与美的统一，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这美是一种你为之倾心的魅力。你见到它时，甘愿为之献身，而不愿向它索取。"
    强调爱的作用、将爱与美的合一视为人生的最高追求是纪伯伦审美人生境界的最大特色。爱是普遍的人类情感，把爱作为追求审美人生境界的途径是受到了近代西方博爱思想的影响。但是在纪伯伦这里，爱又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情感，因为他赋予了爱以施与的内涵，这就使爱带上了浓重的道德意味，而将道德与情感相合的非理性主义又正是东方的一贯传统。因此，在纪伯伦追求理想的审美人生境界时，再一次显示了其思想东西合璧的特点。
    纪伯伦之所以能将东西方思想有机地结合，首先来自于他对东方传统的深刻反思。他对东方文化中政治高于一切、因循守旧、固守传统的惰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东方人要求诗人在他们的当权者、统治者和大主教们面前焚香膜拜......东方人要学者研究他们父辈和祖辈的历史，深入细致考察他们祖先的遗迹，风习，传统......，东方人仍然生活在昔日的舞台上。"
    纪伯伦之所以能对东方文化之弊作如此深刻的反省，是与他自身的成长环境息息相关的。他12岁就离开黎巴嫩去美国，因此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深受西方近代进步思想的熏陶。自由、平等、博爱这些19世纪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潮深深地影响着他，使他能够对东方的因循守旧、固守传统作深刻的剖析与批判。但纪伯伦对东方的思想并非全盘否定，而是作了批判的继承。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他总以调和的眼光来看待人生的种种矛盾，如生与死、理性与热情、自由与枷锁等等。虽然在谈到灵魂与肉体的矛盾时他强调了二者的差异，但从总体来说，人生之矛盾在他的笔下大都显出稳定、和谐的意味。这显然是东方式的看待矛盾的眼光。在东西方的传统里虽然都不乏辩证的思想，但东方一直是强调矛盾的统一、和谐的一面，西方则强调矛盾的对立与冲突，因此东方重视传统、保持常规，西方则总是打破传统、强调超越。纪伯伦虽然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人生的一切，认为人生处处充满矛盾，但他同时又把这些矛盾视为和谐的、统一的整体，因此，在他的作品里，我们几乎看不到矛盾的冲突、超越的痛苦，而是感到了与之相反的空灵、平和的人生境界。
    总的来说，将东西方文化有机结合是纪伯伦作品的最大特色。他的思维方式主要承袭了东方的传统，而思想内容则更多地反映了近代西方的进步潮流。因此我们说，纪伯伦的作品，骨架是东方的，而血肉则是西方的。纪伯伦本人正是完成这一天作之合的能工巧匠。